當代藏族文學的一個重要的精神源頭和文化資源,是有著悠久歷史和深遠影響的藏族民間文學。在現如今的當代藏族文學中,無論是藏語文學,還是用漢語創作的文學作品,除個別作家的個別作品外,絕大多數都會關涉到這一精神源頭和文化資源。當然,在不同的作家那里,如何借鑒、化用這一精神和文化資源,如何在具體的情節結構中串聯、編排、改造、內化這些豐富駁雜、斑斕多姿的文化藝術資源,以此表達作家個人設定或預想的文化題旨、審美趣味和思想主題,是有著各種各樣的或顯著或微弱的差異的。尤其是在那些特別在意自己藝術個性,著意追求個人藝術理念和表達個人審美訴求的作家的創作中,這種差異是非常明顯的。借助這些諸多差異,讀者往往能夠感受到不同作家竭力探索求新的創作熱情,領略到作家謀篇布局的藝術智慧和運詞行文的表達才華。閱讀格絨追美的《隱蔽的臉》,這種感受常常會在審美意緒中激蕩飄揚。雖然在當下長篇小說遍地開花的中國文壇上,這樣一部看上去并不起眼的小說,確實算不上是出類拔萃的鴻篇巨制;但這部花費了作家精力心血的作品,為讀者展示的生活世界和審美天地卻是別具風采、引人入勝的。它是一部無論在結構安排和敘述視角等藝術表現方面,還是在整體性的審美精神氣質上,都具有鮮明的個性色彩的精心之作。尤其是它對在康巴藏地這塊獨特地域中既延續又新變的生活貌相所做的精心細致的描述和繪寫,呈現給人們的不僅僅是這塊土地上充滿奇異色彩的人事生活和民俗風情,還有充滿藝術和文化魅惑的精神氣息。更值得關注的是,這部小說所蘊含的藝術魅力,在于作者以氣勢恢宏的審美氣度,以闊大雄渾的藝術筆調和敘述視野,以靈動跳躍的敘述節奏,演繹、描繪、傳遞了只有在這塊大地上才獨有的精神氣息,并把這種精神氣息與普通民眾的生命活動與心理意識水乳交融地纏繞、結扣在一起,賦予了它生動鮮活的歷史意味和深刻厚重的現實內涵。

        在諸多當代藏族作家的筆下,高原大地上人們的生命活動與宗教信念,是一種血肉相連的同體關系。換句話說,在諸多當代藏族作家的藝術思維和思想認識中,生活于高原藏區的人們的生命活動和心理意識,就是一種被宗教神靈和宗教意識浸染、教化過的日常存在。他們的心理意識和行為方式,無時無刻不受宗教文化觀念的支配和影響。這種情形在那些描寫、反映發生于久遠年代的歷史情景和社會生活的作品中尤為明顯。

        就這一層面而言,《隱蔽的臉》并沒有顯現出自己的獨特性,它所展示的基本生活邏輯與樣態,以及人們的心理和信念等,與諸多當代藏族作家的作品基本上是一個套路,一種模樣。但《隱蔽的臉》在敘述上采用的方法,敘述過程中自若靈動的節奏掌控,以及一瀉千里的敘述氣勢,在當代藏族文學創作領域卻是獨樹一幟的。這種別具一格的藝術探索,顯示出了格絨追美在敘述視野上的大氣與宏闊,顯示了他對自己敘述能力的自信與自我藝術感覺的迷戀,以及他對藏族傳統民間文學和文化的熟悉和感悟之深切,也顯示了他對藏民心理意識特征的深刻理解。“我有一顆藏人的心靈,敏感而又宿命,多情而又自在。當我徜徉于雪域文字時,我發現天空低垂于我的心頭,它總是與大地一起給我一些奇異的征兆,讓我體味內心深處和命運的另一種聲音,照例,在高僧大德或某個杰出人物的出生描寫中,你總能獨到關于吉祥異象的生動文字,這讓人產生一種亙古懷想,人與大地、天空甚至一朵云彩、一道彩虹和一朵花都氣息相通的,它們與你生命息息相關,并為你的生命獻上繽紛的花環。這幾乎是藏人的普遍心理。”這是格絨追美對藏人精神世界和心理意識的認識和理解。這種認識和理解,來自于他生活的環境,來自他的文化背景,來自于他的生活經驗和生命體悟。這些因素深刻地影響了他的整個創作,包括長篇小說《隱蔽的臉》。他正是帶著這種理解和體悟去創作的。“我是一個捕夢者,一個出入夢境內外的藏人,一個用文字記錄夢游歷程的歌手,可是,雖然我看似被它奴役,卻是我自己和夢的主人,對天地而言,我是自由的精靈……在我的一個夢里,蓮花生大師曾預言:你終將承接到神秘家族的最后衣缽,成為一個游走于陰陽兩界、虛幻和塵世之間的最后詩人,像一個血肉為衣裳的護法之神。我期望這成為我此生真實的歸宿,而不是夢的又一次期妄之語。”這“期望”不是“虛妄之語”,它被格絨追美毫無拘束地付諸于《隱蔽的臉》之中。

        在顯在的層面,格絨追美沒有大張旗鼓地使用已經被眾多作家用得爛熟的種種現代主義表現手法和敘述技巧,而是非常自覺地借鑒藏地傳統民間文學,主要是口傳(說唱)文學的敘述口吻、敘述方式和表現技巧,以此來完成文本的建構。在此前提下,《隱蔽的臉》在敘述上獲得了暢行無阻的極大自由,作者由此把筆觸伸向了可以伸入的任何時空范疇。作為敘述者,小說中那個上天入地無所不能、無所不在的精靈,以俯視的姿態洞悉一切發生在他所“君臨”的土地上的所有事情。由于它的存在,以及由它的身份和超凡能力所決定的敘述視野,使得整部小說具有了一種自由無礙、神采飛揚、輕逸飄蕩的審美品質。這是一種具有神游氣息和奇幻色彩的品質,真正達到了“思接千載,視通萬里”的藝術效果。在這樣一個不受任何約束的精靈敘述者的視野里,小說世界由此而幻化成了超越時空的精神化存在,在審美層面充滿了超現實意味。這是真正意義上的神游,是具有藏族文化精神特色的神游。它的淵源就是植根在廣袤的康巴大地,飄蕩在無垠的康巴穹蒼下的藏族民間文藝,尤其是與神話、傳說、故事有關的口傳文學。

        筆者認為,以《格薩爾王傳》為代表的說唱文學所特有的藝術思維和精神氣質,在很大程度上滋養、啟發了格絨追美的藝術心智(至少在這部作品中是這樣的),并賦予了他藝術勇氣和自信,由此使他的藝術精神和審美理念與藏地民間文學所蘊含的藝術精神貫通一氣、流脈相承。這部小說是相當典型的藏地傳統文化精神的高度體現。它所包容的敘述內容,采用的敘述方式和講述故事的口吻,以及內在于文本之中的精神氣質,似乎只能屬于飄蕩著民間文學氣息的康巴藏地。就這部小說而言,筆者認為,格絨追美為自己的敘述對象找到了符合其存在特點和精神氣韻的敘述方式。二者之間契合無間的關系,就像“魚翔淺底,鷹擊長空”那樣相得益彰、相輔相成、舒展自如。這是格絨追美豐富的藝術經驗與康巴大地賦予他的生命體驗和存在感悟的恰如其分地結合。這正是這部小說與眾不同的地方和值得贊賞的地方。對此,可以從兩個方面加以認識、理解。

        首先,作品“敘述人”的選擇,以及由此決定的敘述視角,非常恰切地應對了作品所要觀照的對象。綜覽《隱蔽的臉》這部小說,可以發現,文本內容涉及到了藏族傳統文化中幾乎所有的重大事件和各類傳說、故事與神話。至于那些發生在一些小人物身上的傳說、故事,以及在局部地方流傳的種種故事、傳說,更是比比皆是、不勝枚舉。由此可以說,這是一部含納著紛繁多姿的藏族傳統文化和民間文學因子的“百科全書”式的的藝術文本。作者選材視野之闊大似乎是無限的,由此,作品利用各種可以利用和能夠利用的敘述契機,讓敘述的線索縱橫貫通,伸向康巴大地所在時空的各個角落,試圖達到無所不包的效果。從藏民族的起源,到藏地原始文化現象;從佛教傳入藏地與本土文化融合后逐漸演化為藏傳佛教,到藏傳佛教文化從藏地核心地區邏些(拉薩)逐漸向周邊地區擴散;從藏族文化典籍的產生流傳,到藏地生產技術的發展進步;從民風民俗,到人們日常生活中的各種習俗和文化心理等等,凡此種種皆一覽無余、包容收納。閱讀這部作品,就像穿行在充滿了奇異文化色彩和萬花筒似的生活景象的歷史隧道里一樣,令人眼花繚亂、應接不暇。很明顯,格絨追美似乎并不特別在意對具體、實在、完整、連貫的故事情節的陳述,而更在乎描述和展現一種屬于康巴藏地的存在氛圍和文化氣息,一種屬于康巴藏地的精神氣象。毫無疑問,他所選擇的這種帶有奇幻、飄渺色彩的描述對象,用現實主義原則所制約的敘述眼光和筆法是難以勝任的。格絨追美在這一看似是審美技術性的問題上,沒有機械地走現代敘事學倡導的純技術化的路子,而是選擇了忠實于自己的生命體驗和文化感悟的表達方式。他大概深切地體悟到了,在他生活的那塊土地上,人們的精神心理和思維邏輯到底是一種什么樣的樣態。以英雄史詩《格桑爾王傳》為主導的民間文學,才是指引、塑造人們精神心理的支配性因素。那里的一切,總是籠罩在一種超越自然和超越現實的精神意念中。這種精神意念雖然說不清道不明,飄忽不定、捉摸不透,但卻無處不在、無時不在,就像幽靈一樣縈繞盤旋在人們的精神世界里。盡管隨著歷史的推進,歲月的淘洗,它漸漸喪失了曾經擁有的超凡威力,但卻始終揮之不去,難以消弭。有了這種認識和體悟,格絨追美就需要為文本敘述的展開,選擇一個適合其特質的敘述視角或敘述者。

        前面說過,這是一部堪稱康巴藏地“文化百科全書”式的作品。里面的故事情節涉及到了藏地文化的方方面面,而且大多都帶有傳說、故事意味,乃至神話色彩和氣息,甚至可以說就是傳說、故事、神話的一個大匯集。這一情形在小說的前半部體現的尤為明顯。面對這樣的敘述對象,中規中矩的講述顯然難以駕馭,最為合適的敘述視角只能是在俯身鳥瞰、綜覽全局的統領之下,讓敘述靈動跳躍、自由無礙。這種敘述與民間文學中傳說、故事、史詩的敘述方式在精神上是相同的,尤其是與包含著巨大文化信息的史詩在敘述上更為相近。因為為了講述無所不包的內容,只能選擇一個無所不知的講述者。如此一來,選擇一個凌駕于一切之上,不但清楚自己的前生后世,還洞悉、明了一方土地上各個神靈和諸多生靈的前生后世之命運的敘述者,就是最佳選擇。正是在這一點上,格絨追美尋找到了最為恰切合適的敘述視角。他選擇了一個無所不知、上天入地,正行進于投胎轉世路上的精靈,作為文本大部分故事情節的敘述者。讓他以洞悉一切的心智,自由無礙地講述發生在康巴大地上的一切生命活動和諸多人物的可知的、不可知的命運,講述那些已經流傳久遠和正在不斷產生、流傳的神話、傳說和民間故事,同時還以無比犀利的眼光窺探、透視神靈鬼怪和蕓蕓眾生的靈魂世界與情感波瀾。這個精靈一般的敘述者,就像演說《格薩爾王傳》的“仲肯”一樣,具有超拔的演說能力。小說設置、安排這樣一個通靈、自由、無所不能的敘述者,可以說是恰如其分地應對了被觀照、被陳述、被描繪的對象,也完全應和了氤氳著宗教文化氣息的廣袤大地上繁茂發達的民間文化盛景,應和了康巴藏族民間文化對廣大民眾精神心理和日常生活行為深刻影響的現實境況。如果聯想到宏大壯闊的《格薩爾王傳》這一英雄史詩充滿瑰麗想象和神奇意味的傳唱形式,就能夠更為真切地體會到格絨追美安排這一敘述者的精妙之所在。

        歷史久遠、卷帙浩疊的《格薩爾王傳》之所以能夠千載而下、傳唱不衰,且不斷得以增續豐富,是因為在藏區存在一種有著“奇異功能”的人,他們擔負著說唱《格桑爾王傳》的神圣使命。他們或是托夢者、或是神授者,或是獲取了伏藏的人。不管是哪種說唱者,他們都會在某一種特殊的情境下,被賦予超出常人的演說能力和超強的記憶能力。他們在演說《格薩爾王傳》時,通過舉行特定的說唱儀式,在精神意識和表達能力方面,已經完全超越了正常的心智和行為規范,處于一種近乎自由無礙、迷狂瘋癲的神奇狀態。關于此種說唱情景,在藏地的民間社會已經成為民眾接受《格薩爾王傳》的特殊形式。在當代藏族文學創作中,不少作家對這一神奇的情景也多有描述。可以說,這種帶有藏族民間文化特色和精神信念的說唱形式,已經不僅僅是一種文化傳承模式和藝術創作過程,同時也積淀成了藏地民眾的一種精神意識,甚至是人們思想和情感交流的方式和手段。如此一來,像《格薩爾王傳》這類口傳形式的敘述故事,就在藏族民眾心目中占據了相當重要的地位。

        在藏地民眾心目中,演說《格桑爾王傳》的那些人就是上天派來的有著特殊能力的“精靈”,他們神怪附體、稟賦異常,至少在講述“格薩爾王”的故事方面,是擁有超拔能力的“異人”。他們無所不曉、洞悉世事,他們的演說就是對歷史“事實”的重現。他們所演說的那些來自悠遠年代和無限空間的種種奇幻故事,就是先祖們曾經經歷的“真實”生活。他們所演演述的故事,由此被賦予了印證歷史的強大功能。事實上,不僅僅是關于《格桑爾王傳》的傳唱具有這種極具地域民族特色的文化功能,那些流布于廣袤高原上的其他民間藝術,大都承載著這樣的文化功能,并由此對廣大民眾的思想觀念和心理意識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格絨追美是在這種文化情境中成長起來的,他也由此獲得了跳躍靈動的藝術靈感。在小說中安排一個可以穿越時空、無所不知的精靈作為敘述者,以他的視角講述來自悠遠歷史和近在眼前的種種傳說、故事,以他的眼光審視、呈現康巴大地上的紛繁復雜的人事景象,對于《隱蔽的臉》這部小說而言,可以說是找到一種恰到好處的藝術視角。因為有了豐富駁雜且歷史久遠的民間文化作為堅實的根基,有了充滿奇幻色彩的民間文化思維邏輯作為藝術靈感的激發源,格絨追美所選擇的敘述視角和敘述方式,就蘊含了強大的藝術感染力和文化魅力。這種敘述視角和敘述方式最值得稱道的精妙之處就在于,它是盡可能按照藏地民間文學的思維邏輯來構建藝術文本的。那些能夠被廣大民眾欣然接受的神話、傳說和故事不斷被“歷史化”、“生活化”的過程中,會在人們精神世界里撒下難以泯滅的種子。對于生活在康巴大地上的普通民眾來說,那些飄蕩在幽深久遠時空中的神話、傳說與故事,往往就映照和預示著他們的前生后世。既然神話、傳說和民間故事如此重要,有如此效果;那么,通過無所不能的精靈的講述讓它們復活,然后使他們與現實,與當下的生命存在建立密切的關系,就是對整個生命存在的一種高屋建瓴式的把握。《隱蔽的臉》通過選擇無所不知、自由無礙的敘事視角和敘述方式,相當成功地達到了這樣的藝術目的。

        其次,《隱蔽的臉》的敘述方式透過生活表象,既呈現了康巴大地的精神命脈,也非常恰切地展現了康巴大地上現實生命活動的某些特征。由此可以說,這部小說通過一種飛揚輕逸的敘述,在高度概括的宏觀視界里呈現了康巴大地上的生命景象。而這種生命景象在形式上也是以“故事、傳說”的形態呈現的。《隱蔽的臉》所描述的人情世故駁雜繁多,所描繪的民情風俗比比皆是,出現的人物不勝枚舉,只要是關聯到了人物,都要拉拉雜雜交代幾句,作品中僅活佛這一形象就出現了不少,讓人有些應接不暇。從作品的緊湊性、集中性上來說,這也許是一個比較明顯的缺點——凌亂、散漫,枝枝蔓蔓。但小說在敘述上又始終遵循著一個綱領性原則,那就是以講述民間傳說和故事的口吻來演說文本中所涉及到的一切人情世故。閱讀《隱蔽的臉》會明顯地感覺到,整部小說都氤氳升騰著充滿了未知的“神秘”氣息。小說中的一切人事都可以歸于傳說,或者說都是以傳說、故事的口吻講述出來的。“一經發生,皆為傳說”,可以說是這部小說講述故事、鋪成情節的指導性原則。作品除了不斷引申、演繹原本就存在的古老傳說和故事外,即使現實生活當中發生的事情,也會在轉瞬間變成傳說與故事,就此被染上神奇色彩,被賦予神奇意味。小說中出現最多的情景是“夢”,而幾乎所有的“夢”都會與因果報應發生聯系,都與那塊大地上延續的文化精神和宗教意識有著精神層面上的緊密關系。在格絨追美的認識理念和生活體驗中,康巴大地上的生命存在無時無刻不受地域民族精神意念的影響與支配。夢與現實緊密交織、合二為一;現實充滿滿夢幻,夢境昭示著現實。“藏人的心理結構里,夢也是一個重要的生命象征物,夢里總是顯現一些預兆或某個精靈發出的警告,活佛或卦師卜卦是,夢示是其中最為重要的參考之一。關于夢,藏人的探究十分深刻。蓮花生大師對于夢,也有一篇精彩的開示。”由于“夢”所具有的這種強大的現實昭示力量,現實中的所有的一切都是按照“命定”的方式在生命的軌道上行進,所有的一切都有事前或事后的預兆或結局。脆弱的肉體和愚鈍的靈魂無論如何地疲于奔命和精細算計,也逃脫不了被支配、被主宰的命運。即便是那個無所不能的精靈,也躲不過生命輪回的“劫難”,在偶然中被放逐到苦難的人世間遭受七情六欲的煎熬與折磨。而這一切都終將演變為亦真亦幻的傳說和故事,在康巴大地上流傳散播。這就是格絨追美精神世界中康巴大地上生命存在的基本景象。而《隱蔽的臉》所著力營造和描繪的正是這樣一種生存景象。正是在這個層面上,筆者認為,《隱蔽的臉》這部小說用民間說唱文學所具有的那種敘述視角和演說基調,完成了對康巴大地上生命活動的某些特征的概括性把握,它藝術地呈現了由這塊土地上的一些獨特文化所孕育出的精神氣脈。

        雖然在敘述上采取了一種帶有民間文學特色的講述方式,使作品溢流著輕逸飛揚的審美氣息;但《隱蔽的臉》所講述的所有故事的內核,卻也蘊含著生存的苦難和人世的艱辛。在飛揚輕逸的敘述體式中,沉浮的是一幕幕讓人嗟嘆沉痛的人間悲喜劇。作品以看似輕松的敘述筆調,書寫了康巴大地上幾個村莊里不同的幾個舊式家族由盛到衰的艱難歷程。透過那些飛揚輕逸的講述,揭開那些彌漫奇幻色彩的傳說、故事的面紗,當理性的目光直達人們現實生活的底部時就會發現,盡管帶有奇幻色彩的傳說、故事無處不在,讓人眼花繚亂,但主宰人們悲喜仇怨的仍然是實實在在的生活現實。民間文學帶有奇幻意味的藝術精神滋養了格絨追美的審美思維,但腳踏實地的生活經歷和真切的生命體驗卻也使他無法超然世外。他的情感與肉體依然緊緊匍匐在溝壑縱橫、草木繁茂的廣袤大地上,真切地感受著春夏秋冬的流轉,體味著一切生命的哀嘆與幽怨。正因為如此,他沒有讓虛幻超越一切、凌駕一切,沒有讓精神的飛揚遮蔽存在的苦難,沒有讓輕逸的敘述掩飾人性的悲哀,沒有讓夸飾的手法摒棄應有的人文關懷。愛與恨、生與死、悲與喜、哀與痛,這些表征著生命掙扎跡象的景象,仍然是人間大地的基本色調。以傳說、故事的筆法敘述,可以讓的人的精神飛揚,心靈得到安慰,從而獲得短暫的超脫;但返回苦難深重的大地,是眾生無法逃脫的宿命。在那里,所有生命都需要領受命中注定的“劫難”。即使是精靈般自由無礙的敘述者也難逃此劫。在這一點上,格絨追美承續的依然是民間文學的精神氣脈。只不過他所承續的這種精神氣脈,很大程度上被慣常認知中的那種精神氣脈所掩飾、遮蔽了。

        在一般的閱讀經驗中,藏地民間文學演繹的要么是民族歷史上杰出人物的豐功偉績,如《格桑爾王傳》中對格薩爾大王英雄事跡的演繹與歌頌;要么講述、描繪普通民眾的生活情狀,表現底層民眾的聰明才智,如《阿古頓巴》、《尸語故事》中的主人公所具有的聰明才智和機智幽默的性格特征;除此之外,是關于宗教文化和風物民俗的故事,此類作品最為常見。但無論是哪種類型的民間文學,留給人們的印象大都是對藏民族奮發向上、積極進取、堅韌智慧等優秀品質的表現和頌揚。最具代表性的自然是《格桑爾王傳》和《阿古頓巴》。它們既是藏民族引以為豪的藝術精品,也是中華民族多元化藝術園地中的瑰寶。對于這兩部作品的認知和闡釋,最有影響力和最具權威性的看法是,主人公所表現的精神和智慧,是對藏民族勇武精神、英雄主義氣概和不畏強暴、敢于反抗、善于斗爭的生活智慧的表現和贊頌;同時作品中的內容是對藏民族風俗民情、宗教信仰、倫理道德的描述和反映。比如對《格薩爾王傳》的評述:“它通過對主人公格薩爾一生不畏強暴、不怕艱難險阻,以驚人的毅力和神奇的力量,征服四方、降伏妖魔、除暴安良、造福人民的英雄業績的描繪,熱情謳歌了正義戰勝邪惡、光明戰勝黑暗的偉大斗爭。這部史詩在廣闊的背景下,以恢宏的氣勢,高度的藝術技巧,反映了古代藏族發展的重大歷史事件及其社會的基本結構形態;表達了人民群眾的美好愿望和崇高理想;描述了紛繁復雜的民族關系及其逐漸走向統一的過程;揭示了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也反映了古代藏族人民的宗教信仰、風俗習慣和道德觀念。具有鮮明的民族風格和地方特色。”對《阿古頓巴故事》的評述是:“阿古頓巴的故事,有突出的思想特色和藝術特色。例如,富于斗爭精神,主動自覺,不相信命運,不管站在自己前面的權勢人物如何霸道、如何狂妄,總是開動腦筋找到巧妙的辦法,把對方擊敗。篇幅一般短小精悍,語言風趣,以其深刻的思想和精湛的藝術,給聽眾很多好的教育和精神享受。”[從這兩部民間文學作品所描寫和反映的某些側面看,這種認識和闡釋是非常合理的。但從它們所包含的題材內容的廣博繁雜來看,這種概括性認識顯然存在以偏概全的嫌疑。就《格桑爾王傳》來看,它所包含的內容和蘊含的精神文化內涵,僅僅用勇武剛毅、英雄主義氣概、造福人民,以及倫理指向很明確的政治、宗教斗爭等說法,是無法全面概括的。在筆者看來,像《格桑爾王傳》這類演說藏民族歷史的民間史詩性作品,在頌揚、推崇那些令人引以為豪的民族杰出人物的同時,其實也是人間苦難的形象“記錄”。有眾多民間藝人演唱的宏大博雜的《格薩爾王傳》,何嘗不是對藏民族艱辛足跡與歷史波折的記敘。“《格薩爾》說唱藝人在演唱時,經常用這樣三句話來概括史詩的全部內容:‘上方天界遣使下凡,中間世上各種紛爭,下面地域完成業果。’這是與古代藏族先民的‘三界宇宙觀’是相一致的。也可以歸納為‘誕生篇,降魔篇,地域篇’。‘誕生篇’講的是諸神在天界議事,決定派天神之子格薩爾到世間來,降妖伏魔,拯救黎民百姓出苦海,格薩爾誕生在‘嶺國’。‘降魔篇’講的是格薩爾征戰四方、降妖除魔、抑強扶弱、安良除暴、懲惡揚善、造福百姓的英雄業績。是史詩的主體部分。‘地域篇’講的是格薩爾降妖伏魔后,又到地域,拯救墮入地域的母親和愛妃,以及一切遭受苦難的眾生,然后返回天界。”無論是“誕生篇”、“降魔篇”,還是“地域篇”,英勇無畏的格薩爾都經歷了無數的艱難困苦和生死劫難,而格薩爾之所經歷那么多艱難困苦和生死之劫,根源在于人世間充滿了不幸與苦難,藝術世界里的不幸與苦難,難道不也是現實社會中的不幸與苦難的反映嗎?而《格薩爾王傳》中那么多征戰殺伐場面的描寫,又何嘗不是人間苦難的映射呢?

        格絨追美的《隱蔽的臉》承續的正是這樣一種民間說唱的藝術精神。格絨追美沒有被那么多亦真亦幻的傳說、故事,以及來自遠古時代的帶有奇幻色彩的神話遮蔽透視現實的目光,而是穿越籠罩在康巴大地上的重重迷霧,以尖銳的筆觸描述了諸多家族的艱辛歷史。生命的脆弱、欲望的膨脹、可悲的掙扎、無法治愈的怪病、痛苦的死亡,以及諸多家族無法挽回的衰敗景況,就是“定姆”河谷幾個村莊輪番上演的人間悲喜劇。就像《格薩爾王傳》這樣以傳唱形式流傳的民間文學,在某種程度上是對民族苦難歷史的演說一樣,《隱蔽的臉》借鑒民間傳唱文學的表現形式,以看似輕逸的表達方式呈現了發生在康巴大地上的人間苦難史。這使得這部小說包含了明顯的現實主義傾向,這種傾向在小說后半部分表現的更為鮮明。

        在具體的結構安排上,也許是出于敘述內容轉換的需要,小說在敘述上有一個明顯的轉折,那就是,以作為敘述者的精靈的投胎轉世為界,小說在故事層面被分成了有著較為顯著區別的兩個部分。前一部分更多地以引述神話、傳說和民間故事為重心,以“局外人”的眼光穿插講述人世間的種種現實景象;后一部分,敘述的重心落在現實生活上,主要以投胎轉世后的“我”的所見所聞為主線,講述幾個村莊和相關聯的幾個舊式家族間的衰落、興盛,以及人與人之間的恩怨情仇;期間又穿插引述種種帶有奇幻色彩的傳說與故事。由于作者始終以民間文學的思維模式和口吻講述故事、安排人事結果,因此,無論前后兩部分在內容上有何差異,其藝術風貌和審美效果卻是相同的。用輕逸、飛揚的敘述基調,講述和呈現康巴大地的沉重歷史與嚴峻人生,是這部小說內容層面上的整體審美取向。格絨追美依據自己對民族地域文化的理解和對地方史、村落史的考察,以從小就耳濡目染的民間文學中所蘊含的宇宙觀、人生觀、生死觀為指導性理念,用說唱文學特有的語調和口吻,描述與自己生命歷程密切相關的歷史和現實。這既是他對民族傳統民間文學的一次巡禮與致敬,更是他通過藝術手段進入歷史與現實的成功嘗試。

        《隱蔽的臉》是格絨追美傾力創作的一部有著深厚文化意蘊和歷史內涵的小說,是當代藏族長篇小說的重要收獲。它的值得稱道的地方還在于,在一個有限的時空里,用恰當的敘述方式演繹了藏地傳統文化的方方面面和村落生命的悲喜苦樂,以現代人的眼光,讓隱秘的地方史和駁雜的傳統文化在藝術文本中復活。在對傳統文化和地方史的描述和追溯方面,當代藏族文學中還沒有其他作品像《隱蔽的臉》這樣,能夠以如此飛揚、宏博的方式演說地域文化的精神血脈和地方村落的歷史。當然,這部作品也有一些較為顯露的缺憾。因為內容上的紛繁駁雜,以及敘述上的過分自由飛動,整部小說藝術思維上的跳躍性不但巨大而且頻繁,從而使得作品線索有些雜亂無序,缺乏必要的連貫性。除此之外,也許是作者野心太大,試圖讓作品包羅萬象,容納囊括自己所知道的一切,于是讓所有的人事紛爭和生活圖景全景式地進入自己的敘述世界,結果在故事情節的連續性上造成了一種混沌不清的模糊感。與此同時,小說人物眾多,但少有個性鮮明者。作者幾乎把自己所聽聞到的和虛構出的各色人物都納入到敘述中,并且分別講述發生在他們身上的各類遭遇。這樣一種人物選擇與安排也許是作者刻意追求的,有其個人的審美意圖;但作為一部長篇小說,人物形象的零碎模糊,可能會增加接受難度,降低其吸引讀者注意力的審美效果。好在小說中的那個無所不在的敘述者始終貫穿全篇,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小說線索的模糊和人物形象不夠鮮明的缺憾。


原刊于《阿來研究》第12輯

111.jpg

        胡沛萍,男,1973年生,中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學會理事、四川師范大學“大西南文學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委員。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現代當代文學與當代藏族文學。現供職于西藏民族大學文學院。在各類學術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60多篇,出版學術著作《迷亂的星空——中國當代文學片論》《邊地歌吟:阿來與扎西達娃的文學世界》《狂歡化寫作:莫言小說的藝術特征與叛逆精神》《多元文化視野中的當代藏族漢語文學》《當代藏族女性漢語文學史論》等6部。曾獲第五屆中國文聯文藝評論三等獎、《當代文壇》雜志優秀論文獎、中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研究優秀成果獎、第九屆中國文聯文藝評論二等獎。

        格絨追美,藏族,中國作協會員,四川省作協副主席。已出版長篇小說《隱蔽的臉》《青藏辭典》,中短篇小說集《失去時間的村莊》,散文、隨筆集《神靈的花園》《在雪山和城市的邊緣行走》《青藏時光》等。長篇小說《隱蔽的臉》由Aurora Publishing LLC翻譯成英文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