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來的寫作習慣跟很多作家不一樣。靈感來的時候,阿來會“強制”自己不寫,等又一次產生寫作沖動,再抑制下去。“反復多時,最后不得不寫的時候,我想確實到時候了”。寫小說之于阿來的意義,是“一個情緒總有表達的愿望”。

        阿來非常在意生活體驗對于寫作的積累。日前,在接受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專訪時,阿來說,不管是書本上的學習,還是在大地上和人群中行走所積累的經驗,都是在生活中創作出來的。“我覺得,我是從生活中來的”。

        在寫《塵埃落定》前,阿來一度懷疑寫作有沒有意義。因為一場臨時起意的行走,在當地老百姓的口述中,阿來走進了土司家族的世界。后來有了電腦,他看著窗外,敲下《塵埃落定》的第一行字——“那是個下雪的早晨,我躺在床上,聽見一群野畫眉在窗子外邊聲聲叫喚。”

        因為小說《塵埃落定》,阿來成為茅盾文學獎史上最年輕的獲獎者。他從茶馬古道上偏遠、貧困、閉塞的小村莊,一路走向頂級文學殿堂。

        在四川汶川特大地震過去10年后,阿來創作了他的長篇小說《云中記》,于2019年出版。“5·12”汶川特大地震發生后,阿來去做過長達8個月的志愿者。阿來并未把那段經歷轉化為文學創作,直到十載過去,“那一天城市警報拉響,突然想十周年了,再也緊繃不住了。以前看到的場景、人復活了,就開始寫了”。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后,阿來本來打算做一名一線志愿者。“結果因為我的年齡和基礎疾病,這個計劃沒有實現”。

        疫情期間,阿來創作了一部和疫情相關的十幾萬字小說,但覺得現在發表出來“還是不太恰當”。

        “寫作不光需要構思,還要有一種情感、一股氣。氣如果斷了,雖然故事能接上,但不是那個氣息了,大家一看會覺得這個小說好像是兩個人寫的。所以,我如果繼續寫,可能會把前面十幾萬字作廢,重新寫起。但這十幾萬字費了很多心血,有些舍不得,就先放下來了。”阿來說。

        幾乎每個熟悉阿來的朋友都會提到,阿來對自然抱有極大的熱情。評論家謝有順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跟阿來出去,好幾次山路間走著走著,突然就發現他掉隊了。“看見他在路邊草叢中拍一朵小花,他對植物有異乎常人的熱情”。

        阿來感慨,寫作者必須認真地生活。“像一個作家一樣生活、學習,把游歷都變成自己創作的一部分”。對阿來而言,積極充分地生活之后,一部小說、一本書,是會“自然發生”的。


        中青報·中青網:之前你提到,《塵埃落定》不是刻意要寫的故事,而是在大地行走后偶然誕生的故事。你為何很重視行走的體驗和寫小說的“時機”?

        阿來:我不想把寫作變成博士論文,不是按照市場要求一步一步每天按照計劃來寫。如果要在寫作過程中真正體會藝術創作帶來的激情和忘我的境界,我覺得必須是沉下心來的。生活是像藝術一樣的,所以我像藝術一樣生活,學習、讀書。

        前年我去智利,當地大學請我去教學,我就制定了20天旅行計劃——我拿著一本聶魯達的詩,在詩集中勾出這些地名。我要去這些地方,為什么?因為詩人寫到了。許多國家我沒有去過,是因為沒有讀過他們作家的書。


        中青報·中青網:朋友都評價你對自然的好奇心很重,很驚訝你可以叫出很多植物的名字,什么時候開始萌生對自然的興趣?

        阿來:二十幾年前我們去爬山時,我們真的是“驢友”,背一個大包,一路上所有東西都是釋而不解,最多拍兩張風景照。經過漂亮的巖石,不知道是哪個地質運動期間形成的,但它有它的歷史,它有它的故事。我寫過山,上面長了植物,我們一無所知。

        青藏鐵路通車,南方報系找記者去報道,請復旦大學的葛劍雄老師和我當顧問,遇到文化、地理上的問題問我們倆。但他們出去采訪,我和老葛待在帳篷和汽車里很無聊。那時候是5月,春天剛剛到來,殘雪消融,雪地里的報春花開了,這么頑強的生命,這么漂亮。原來我是一個不喜歡攝影的人,但那時候我發現自己有巨大的缺陷——不關心環境,不認識身邊跟我們一樣的生命。所以從那時候就開始學拍攝,一直到今天。

        青藏高原的植物,不敢說百分之百,80%以上我是認識的,而且不是一般的認識,而是科學系統里頭的歸類、效益和應用,等等。我在登一座山的同時,還能認識這些植物,這感覺就是現在說的“生命共同體”。


        中青報·中青網:如果有一天生活恢復到疫情前的正常狀態,你想去哪兒?

        阿來:今年疫情期間我取消了兩個日程。一個是布拉格,去看布拉格音樂節。我是古典音樂迷,前年去看了兩場,不過癮,今年我訂了一整套票,結果全部報廢了,還損失了一筆錢。

        另一個是哥倫比亞。我經常說“帶著一本書去旅行”,我去過秘魯、智利、古巴、墨西哥,這些國家都出過最好的拉美文學作家,比如智利出過聶魯達,哥倫比亞出過馬爾克斯,想去看看,但今年兩個計劃都泡湯了。


        中青報·中青網:對于深度文學,你在堅持什么?你的標準又是什么?

        阿來:我沒有標準,古往今來文學有標準,不用自己制定。文學史給了你標準,這個標準就是杜甫、李白、曹雪芹他們的標準。標準在那兒,我們只不過是假裝忘記了而已。美國的哈羅德·布魯姆寫過很多文學批評、文學理論的書,什么是好小說?他說非常簡單,不要那么多定義。第一條是認知的力量。有的小說滿足人的一種心理需求,客觀講,我不相信帶來了什么。我更希望的是人能直面現實,遇到困難就戰勝它。

        第二條是審美的文學。文學的基本工具是語言,中國語言從《詩經》時代開始一路發展。如果世界上有哪個語言最適合做文學的,過去很多人認為是法文,但我認為是中文。

        第三條是文學要給人帶來智慧,不是看了就傻乎乎的。要引人思考、引人思想。


原刊于《中國青年報》2020年1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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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來,藏族,1959年生于四川阿壩藏區。四川省作家協會主席。著有詩集《棱磨河》,小說集《舊年的血跡》 《月光下的銀匠》《蘑菇圈》,長篇小說《塵埃落定》《空山》《格薩爾王》《云中記》,非虛構作品《瞻對》《大地的階梯》,散文集《大地的語言》等。曾獲茅盾文學獎、魯迅文學獎。